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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立足治理需求而展开的行政体制、治理机制创新大多以先行先试为路径依归，这要求行政法学因应治理创新指导法律法规的调整适用，为通过制度变通促进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当个体在生活中无法再体验到幸福，并且他赖以判断幸福的标准所需的条件在现实中无法再现的时候，个体有权利选择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死亡，因为对于这里的个体而言，这种选择对他来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关键权益。现代人的生活历程本身就是关于幸福的体悟过程，当然对于幸福的界定标准因人而异，但是我们总能找出一个大致可以反映这一概念的标准。

在该项权利体系下，个体不但可因其独立自主之意思为行为以确保主体外在性要素的实现进而为主体内在性要素的保障和实现提供可能，亦可于特定情形下，如在不损伤其内在性要素的实质性内容的基础上可捐献血液、精子、提供皮肤组织等。因此，这两种走向绝对的立法模式都无法回答这里的问题。康德思想斩断了人格要素同自然法以及自然权利的哲学纽带[5]。当代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承认一般性人格权利是一种开放的框架性权利（Rahmenrechte）体系，该体系框架内所包含的权利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26]。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法律应当承认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决权。

这两项判断标准具体包括：体验权益（experiential interests）和关键权益（criticalinterests），前者重在过程给个体以快的感受，后者重在一种关键性判断从而断定其生活是否会因此而更加快或不快[35]。也就是说，分析现代社会中个体因为自身的完满实现而应当享有之人格权利的内容，应当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22)放管服改革的首要及中心任务是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目的不仅在于提升效率，更重要的是通过向市场放权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一般认为，行政机关应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做出行政行为，事实是行政机关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确凿的事实是行政决定的根据。参见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与司法行为普遍采用法院—原告—被告的三方结构不同，行政行为主要采用行政机关—相对人的双方结构。(14)在朱小铜诉北京市工商局昌平分局案中，人民法院不仅将低强度行政审查与提高相对人效率相联系，还指出低强度行政审查与我国当下国情相适应，与市场经济的效率取向相匹配。

②我国也存在大量低强度行政审查，包括书面审查及告知承诺容错审批等制度。(67)低强度行政审查是在与通常要求事实清楚的行政行为对比下展开的，因此，不涉及本就不要求事实清楚的特殊行政行为，如行政备案行为、认定知识产权行政行为等。

(53)参见潘静：《从政府中心规制到社会共治：互联网金融治理的新视野》，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1期，第67-77页。(31)参见杜健勋、廖彩舜：《环评告知承诺制的制度检视与法治约束》，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85页。在安丽源诉北京市工商局房山分局案中，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所引发的争论在今后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实践中还将广泛存在，因为其(低强度行政审查)不仅仅涉及企业登记类的案件，而且也涉及房地产登记、行政许可等其他行政管理领域同类情况的案件。在规范主义层面，结构性制约决定了低强度行政审查不会消失且与行政登记联系密切。

(33)参见李玉明等：《着眼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科学推进自贸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载《行政科学论坛》2017年第10期，第18页。仅凭书面材料当然不能保证不出现任何问题，但通过要求提供书面材料的机制设计至少可基本排除发生重大危害的可能，与告之承诺、容错审批的机制设计略有不同，但都秉持类似理念将其适用领域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孙森森：《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行政判决方式——以欺诈导致登记错误的行政案件为中心》，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8页。(17)参见李林启：《形式审查抑或实质审查：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审查标准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1期，第149页。

⑤参见孙森森：《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行政判决方式——以欺诈导致登记错误的行政案件为中心》，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4页。③制度与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形式审查实质上通常是书面审查，但形式审查的表述需与实质审查相结合方能明确其具体内涵，而书面审查概念更为直接。

理论基础是行政行为合法性判断的基准时。既然诉讼程序上的事实清楚并非指向客观事实，而是法律事实，且诉讼程序与行政程序都涉及事实审查(66)，行政机关在特定领域也难以做到查清全部客观事实，那么，低强度行政审查就可看作在行政程序中定义法律事实的机制，低强度行政审查下所得出的事实清楚就可看作法律事实清楚，由此，低强度行政审查就可嵌套入行政法体系中，相关低强度行政审查改革努力就可得以持续。

⑥[德]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44页。(27)事前监管若被滥用，还会影响市场竞争，诱发监管套利，甚至滋生腐败。要确保低强度行政审查制度的顺利运行，理解其协同性是基础，还需辅之以配套制度改革。该研究也是功能主义与规范主义方法的实践过程。⑦现有研究主要针对具体的行政审查强度标准进行⑧，而对低强度行政审查协同性这样的基础问题尚鲜有触及。(21)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第36-45页。

④在制度方面，目前我国有关低强度行政审查的法律规范几乎都集中在依申请行政行为领域。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46)，如果分配正义变成矫正正义，纠纷尚未出现就试图统统扼杀于萌芽，那么，行政效率将低到可怕的程度，类似行政裁决那样的准司法行为并非行政行为主流。

依申请行政行为则相反，处理期限往往是必备要素。当代中国规制改革必须在削减对市场行政管控的过程中与市场失灵的增量求得最优均衡，这意味着中国监管部门需要同时扮演市场促进者和监管者的双重角色，这种略带矛盾的角色定位成为中国式监管型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

依职权行政行为主要是负担性质，采用低强度行政审查意味着行政机关审查工作量减少而非相对人申请工作量减少，同时，低强度行政审查得出的行政行为结果通常对相对人不利。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告知承诺审批与信用监管联动实施办法(试行)》第9条规定：行政审批机关应当通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合奖惩机制，形成政府部门协同联动、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信用服务机构积极参与、社会舆论广泛监督的共同治理格局。

仅免责还不足以实质解决争议，行政执法责任制中还应规定，对于尽到审查职责而与事实不符的行政行为，执法人员应及时变更或废止。告知承诺制辅之以事中、事后监管与高强度行政审查相比，看似并未实质减少相对人负担，但可达到证照分离类似效果(56)，并可给相对人带来潜移默化影响，助推其主动做出合法行为(57)，从长期看有助于在提升监管效率的同时，完善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④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07)京行初74号行政判决书。结构性制约决定了低强度行政审查不会消失且与行政登记联系密切。

(11)就低强度行政审查而言，可将功能主义与规范主义结合，从更深层次完整理解其制度协同性。(28)参见夏后学等：《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载《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第84页。

第二，依申请行政行为领域内，主要出现在房产登记、企业登记、婚姻登记等行政登记领域。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款第3项和第6项就依申请行政行为和依职权行政行为的不予答复的不作为认定分别提供了制度依据。

功能主义层面，低强度行政审查主要服务于提高效率，且可从放管服改革需求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行政机关在依申请行政行为领域采用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首先基于提高效率。

(36) See Rory Van Loo ,Rise of the Digital Regulator ,Duke Law Journal ,Vol.66 ,No.6 ,2017 ,p.1328.(37) See Julie E. Cohen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 ,Vol.17 ,No.2 ,2016 ,p.369.(38)[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对于材料是否真实，事中、事后监管一般可以查清。事中事后监管任务也不断加重，财政投入与行政执法人员却没有明显增加，导致监管任务与监管部门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相匹配(29)，尤其在《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法定化后，基层执法面临的执法力量薄弱难题进一步凸显。行政机关面对同样数量庞大的职权义务时可运用裁量权选择审查此或审查彼，且不必担心构成行政不作为，从而无须担心效率降低。

(54) See Julia Black and Robert Baldwin ,Really Responsive Risk-based Regulation ,Law and Policy ,Vol.32 ,No.2 ,2010 ,p. 181-213.(55)评估行政行为风险还有其他角度，如根据事项本身重要程度。(15)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行终21号行政判决书。

(48)胡颖廉：《中国式市场监管：逻辑起点、理论观点和研究重点》，载《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5期，第23页。(49)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主观法体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49-101页。

即通过信用惩戒并调动各方主体力量弥补行政机关在事实审查方面的不足。行政机关应当自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六十个工作日内或者在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确定的期限内，对被许可人是否达到许可条件进行检查和验收。